这本书国内还没有出版，我的一位在美国工作的朋友将它翻译成中文。我边看边忍俊不禁，所以摘了几篇与大家共享。
不要喝水
从我对我那五个孙子、孙女饮食习惯的观察来看，他们有可能从来没有喝过白开水。
如果你强迫一个美国的小孩喝下一杯白水，他们有可能连喝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区分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要是父母们积累下所有花在孩子高中毕业前买饮料的钱，也许就能凑足他们上四年大学的开支了。。。要是像我孙女亚里克西斯那种情况，估计就足够上医学院的昂贵学费了。在加油站，每加仑普通汽油的价格是1.25美元，而在他们装有各种饮料的冷柜里，每品脱水的价格也是1.25美元。
美国人品均每年每人消耗51加仑无酒精饮料。虽然我们无法对他们在家喝掉的自来水作出精确统计，但那数量一定比饮料少。（注：美国大多数地区的自来水可直接食用。）
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也很少拿杯子到自来水龙头下接水喝。除了偶尔几次在半夜需要服用阿司匹林外，其他情况下我都会去冰箱里取Perrier气泡矿泉水。我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些奇怪的事。有一些名牌饮用水，就像手提包一样被当作时髦的装饰品，在年轻职业妇女中非常流行。她们不管去哪里都会随身带上一瓶。
人们不喜欢饮用自来水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某些区域，自来水的水质并不那么好。由于人类在地球的水域里倾倒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因此为了食用安全，有关部门不得不灌入大量氯水对其进行消毒杀菌。氯水虽然可以杀死水中的病菌和微生物，却也带来了难闻的味道。况且，又有谁愿意喝死了的病菌呢？
好水的味道是独特的，而世上所剩的好水已经不多了。晶莹清澈的山泉和古朴纯净的湖水已成为往事。我们已经污染了所有的水域。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慢慢改变这种坏习惯，但自从这个国家成立以来，任何水域，不论是湖泊、河流，还是海洋，都被我们用作了倾倒污物的场所。
在我家夏天度假的屋子旁边，有一口350英尺深的水井。就是靠这口井，我才时不时地还能尝到好水的味道。从小到大，我每年都到世上最大的湖泊之一——佐治湖度夏。木屋底下有一根水管一直通到湖中，75年来，我们家一直从那里抽上湖水来饮用。我的妹妹和孩子现在住在那个木屋里。他们还是直接从湖里抽出未经消毒的水来用。但是除了用湖水煮咖啡外，我们已经不会喝它了。
佐治湖的湖水是出了名的软水，也就是含极少量矿物质的水。而井水的水质是非常硬的。因此，用湖水煮的咖啡会比较好喝。我常常灌几瓶湖水带回家来煮咖啡。当然，这样一来，湖水就是先被煮开再食用了。
美国人的饮水习惯是相当奇怪的。可口可乐和它成功的效仿者——百事可乐的故事就非常神奇。就是这种水、糖、人造色素，加上一些难以辨认的调味料的神秘混合物，再充上二氧化碳气泡，变成了史上最大的产业之一。而我们正在喝掉几个大西洋这样的东西。
欧洲人比我们喝更多的啤酒。其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好啤酒。你总是觉得那些大的啤酒制造商一定会改进工艺，但事实是，他们从未改进过。为什么一些国家制造的某些东西总会比另一些国家制造的这些东西好呢？谁也没法解开这个谜。我就不会去买一块俄罗斯生产的手表。
我喜欢啤酒，可我并不是一个常喝啤酒的人。我至今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能站在酒吧里喝啤酒，并一直喝到醉。对我而言，只要一瓶多一点的啤酒就会让我肠胃不适、昏昏欲睡了。在夏天很热的时候，我就会喝一瓶啤酒。但一个只喝一瓶啤酒的人是称不上常喝啤酒的。
含酒精饮料的销量一直在下降。那些从前靠生意兴隆的大酒吧台赚钱的饭店，现在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来推销葡萄酒。在高档餐厅里，服务生总会问你是否需要瓶装的矿泉水。他这样问你时用的口气会让你觉得，只要一般的自来水是低档顾客才会做的事。
一些20年前还十分流行的酒类饮料，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比如四玫瑰、西格兰混合威士忌和加拿大俱乐部——一种波旁威士忌（注：一种由不少于51%的玉米，和麦芽、黑麦浆发酵后蒸馏得到的威士忌。）和酒精的混合物。波旁酒，一种独特的美国好酒，虽然有几个挺不错的牌子，但它的销量也已经下降了许多。近几年来，马提尼酒出乎意料地在年轻人中间再次流行起来，让我们觉得这代人或许有希望不再成为“迷惘的一代”。（注：Lost Generation，迷惘的一代，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后不久达到法定年龄的美国青年一代，他们由于战乱和社会动乱而感到失望。Lost generation 的字面意义是“丢失的一代”，因此作者在此处用了这个词组的双重含义。）
由于酗酒者和酒后驾驶者的关系，喝酒的人有了一个坏名声。而像我们这样喜欢在安全舒适的家中晚餐前喝上几杯的人，是绝对不会原谅这些败坏我们名声的家伙的。我常常在报纸上找寻由医学权威发表的有关喝酒益处的文章。每年总有2到3篇这样的报道，详细说明了每天喝适量的酒可以增强脑力、延年益寿。
我剪下了所有这样的文章，并把它们保存起来。
我的立场是，不喝酒对身体不利。
在飞机上，那些生性友好的人总会和邻座的人交谈几句。而其他类型的人则会对近在咫尺的邻座视而不见，顾自打瞌睡或看报纸。虽然我也不想和一个陌生人成为好友，但出于礼貌，我还是会和坐在我身边的人闲聊几句。
上星期，我坐在一位颇有魅力的、年近50的女士身边（对其年龄，我仅仅是猜测而已。），并和她闲聊了一会儿。从谈话中我了解到，她是一家薯片公司的市场总监。由于工作关系，她经常搭飞机在纽约和加州两地往返。
由于我一直都对产品广告和产品成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奇，而这位女士又负责他们公司的广告，因此我就和她谈到了这个问题。
“到底是哪个花钱更多呢？”我问道，“是制造薯片本身，还是做广告？”
“哦，花在广告上的钱要多得多。”她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么薯片的包装呢？”我又问。
“包装的成本也比薯片本身的成本高。”她说，“制作包装是一道非常昂贵的程序。”
仔细想想，你就明白为什么薯片制造商们宁愿多花点钱，也要往薯片的包装袋里充气，并把袋口封得死死的，好让那袋子看起来鼓鼓的，像装满了一整袋的薯片一样。
同样道理，块状糖的制造商们也会不惜成本地把糖果放入其两倍大小的纸盒里，并把糖果连同纸盒再包装起来，使得最后包装的大小比糖果大了近三倍。
谁都知道广告已经泛滥成灾，其实，产品包装也已泛滥成灾。厂家把产品装入塑料袋、涂蜡纸或锡纸里，外面加上盒子，再用印上广告、营养成分或警告的纸裹上盒子，然后在这些东西上覆盖一层塑料薄膜，而最后，在超市结账的地方，他们又会给你一个袋子让你把东西拿回家。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愿意把饼干、麦片或牙膏“光秃秃”地买回家，但我们正在白白消耗大量的材料，用以包装已经被别的包装裹了三、四层的东西。
正是这些包装，组成了每次回收垃圾车开来时，我们在自家屋前道路上扔掉的堆积如山的可回收垃圾。我们急不可耐得买回东西，然后又急不可耐得要扔掉所有东西的包装。一旦被拆散后，产品的包装纸和包装盒就比它们包着产品时体积更大。于是，所有我们买来的东西，还不如这些东西的包装所组成的垃圾占地方。
现在，法律规定食品厂家必须告知消费者产品的营养成分，以及食用该产品对患有某些疾病的人的潜在危险等相关信息。在我看来，法律还应该要求厂家告知我们产品的售价中，有多少是为产品本身付的，又有多少是为广告和包装付的。
有太多的产品包装只是让厂家牟利，而不是方便消费者。当我在飞机上和“薯片”女士闲聊时，空姐给我们拿来了一篮锡纸袋包装的花生。这些装花生的袋子也无一例外地被气充得鼓鼓的，给人一种装满花生的假象。在袋子的顶端，印着一条指示你撕开的虚线。然而，要是我真指望靠包装上指示的方法——“请延虚线撕开”来吃到花生，那么我在打开袋子前就饿死了。
上星期，我买了一把牙刷、一把梳子和一把剪刀。我的失误是，我先花了近10分钟去撕开梳子和牙刷的塑料袋。一直到我拿起那个装剪刀的封口塑料袋，我才意识到，我应该先打开这个袋子，然后用剪刀去剪开另两个塑料袋。
我们可真的被包装给封死了。
上周一我去了我的私人医生那里做每年一次的体检。虽说是“每年一次”，我一般都要拖14或15个月。我的身体状况正在“步步高升”。我的体重读数升高了，胆固醇含量升高了，血压也升高了。由于我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脏病，所以医生强烈建议我减肥。我从前的私人医生比我小10岁，给我看病好多年了。他也一直建议我减肥。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而且身体也不怎么好。因此我认为，人们应该找比自己年轻至少20岁的医生看病。
当我第一次拜访我的新私人医生，并即将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他对我说：“把这个拿走，这些是给你临睡前读的东西。”然后他给了我两本小册子。一本是由美国心脏协会出的《低钠饮食指南》。另一本是由“默顿盐”（注：默顿盐，Morton’s Salt, 美国一家主要食盐制造厂商。）出版的关于怎样衡量饮食中盐、钾和卡路里含量的书。出于对我的新私人医生，以及对美国心脏协会和“默顿盐”一番好意的尊重，让我用一种最委婉的方式来评论一下——我认为，这些书可笑至极。如果这些书已经出版了上千万册，那么我敢打赌，你不可能找到三个由于这些书而推迟了他们死期的人。
帮助别人节食的方法并不是告诉他们半个肉汁粉块、一盎司动物油脆饼或六分之五盎司碎麦中所含的盐分或卡路里。因为要是靠这种方法节食，一个人就不可能用刀、叉和勺子吃饭了，他得拿镊子从桌上放在身前的称盘上夹东西吃。
我本来就对默顿盐公司出的那本小册子抱怀疑态度。如果这是一家制造食盐的公司，他们有可能真心帮我控制饮食中的盐分吗？这真的是一家以我的幸福为重，不顾自身利益的公司吗？我那怀疑一切的天性让我不得不问：“默顿，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处？”
默顿公司还在书中提到草莓中钠、钾和卡路里的含量。他们声称，半杯草莓中只含1毫克盐、23卡路里。我倒想亲眼看看默顿的员工们是怎样从半杯草莓里测量出这些数据的。你们是把这些草莓都捣碎吗，默顿？
综合默顿公司和美国心脏协会的意见，我能吃的东西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我听从他们所有的建议，我想以后你一定没什么机会见到我。或者，只是见到“少量”的我，因为不管怎样，我都会变成一层薄薄的影子。
我得说，美国心脏协会那本小册子的有用程度和可操作性至少不会比默顿盐这本还差。据我所知，美国心脏协会一向享有盛誉——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对其不甚了解的人的印象。
有时，我也觉得自己过份怀疑，但这就是我的本性，我也是情不自禁。例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不止一次地建议我要与医生商量一切事情，即使是像嚼多少口香糖这样的小事。书中写道：
“不要使用任何医生未曾推荐的食盐替代物。”
“在节食期间，和你的医生保持联系是十分重要的。此外，应该按照医生建议的频率按时看病。”
然而，我那医术高明的医生并没有建议我要时刻和他保持联系。他是个要给许多人看病的大忙人，况且，他还有一些病得不轻的病人。他并不希望我总是打电话打扰他，询问有关是否可以吃200毫克无核橄榄，或“两勺低钠花生酱”（美国心脏协会的小册子中提到的一种禁食食品）之类的问题。
鱼子酱被此书列于不健康食品一类，因此我就戒了鱼子酱。我会把这些鱼子酱都给他们。
我的私人医生认为，我以前可能吃了一些我不知道含盐的东西。这就是他给我这两本小册子的原因。而我也必须承认，我确实由此发现了几种我本不该吃的东西。我发现，西芹会要了我的命，因此我必须戒掉西芹。
听听这句：“你可以在做菜时放入少量胡萝卜和西芹调味——一锅焖菜中只能加一根西芹。”
记得在看这本册子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聚会。那天，我吃了两根西芹。所以，要是我不久以后因心脏病突发身亡，那可不能怨我，得怨西芹。
在政客和总统大选这方面，我们对两件事的意见是一致的。第一件事是，我们都觉得总统的连任竞选和上次总统大选之间的相隔太短。布什总统在他2000年当选后20分钟就又开始了他的下一次竞选。而历届的总统也都是这么做的。
第二件我们一致同意的事是，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上耗费的金钱太多。要是把所有总统候选人花在竞选上的钱搜集起来，我们就能还清很大一部分国债了。用钱买白宫是美国的国耻，而任何一个政党都对这一行为不加任何限制。
对总统候选人来说，筹集资金并不困难，因为没有任何巨商胆敢拒绝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几千个竞选赞助人会同时资助竞选两方的原因。这种如此明显的肮脏交易简直就应该被法律禁止：巨商们之所以会资助两个政党的候选人，就是为了确保任何一个最后当选总统的人都会欠他们的人情。
如果一个总统候选人能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说服他的反对者上，那他就能省下上百万的竞选资金。但他们从不这么做。共和党的候选人总是无一例外地对共和党支持者进行演讲，而民主党候选人又总对民主党派演讲。为什么要花钱去说服已经被说服的选民呢？这真是愚蠢至极。为了连任总统职位，布什总统即将在共和党大会上演讲。那么，这一演讲是不会改变任何一个听众的已有立场的。
但如果候选人能够试图去劝说他们的反对者，那么他们不仅可以省下90%的竞选资金，还可能增加一些票数——尽管改变人们的立场是一项不太可能的任务。就拿我来说，在我参加投票的那么多年来，我从未因任何候选人的任何竞选演说改变过我的最初立场。
总统候选人总喜欢给他们的支持者演讲的一个原因就是，演说中很小的煽动都能让这些听众掌声如雷。因此，如果这场演说被电视转播，效果就会显得很好。于是，在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中就没有一点对民主党候选人的嘘声，而在共和党的晚宴上也不会有人对共和党候选人起哄。这使得所有在家看电视的人都误以为整个世界都赞同了那些政客的观点。
政客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选民的从众效应上。然而，美国民众有自己的脑子，他们不会因为其他人的决定改变自己的立场。大多数参与竞争的人喜欢以处于下风的姿态出现。但政客是个例外：一个政客总会千方百计地让人相信他自己是最受欢迎的。
真不明白那些组织竞选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能对如何让选民投票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呢？
上星期一我上班比较早，于是就把车停在了离我在CBS电视台大楼的办公室比较近的地方。正当我要走进大门的时候，一辆超长的豪华轿车停了下来，三个男人走下车后，第四个人又走了下来。很明显，第四个走下车的是个重要人物，而那前面的三个人和这辆豪华轿车都是为这个人配备的。
从这套行头和森严的安全措施来看，我首先想到有可能这是美国总统前来接受CBS晨间节目（Early Show）的采访。我走在他们前面，于是我为他们拉开大门，让他们先过。因为我明白，即使那人不是总统，他也一定是个比我更重要的人物。
“嗨，安迪！”那人对我打招呼。我马上认出了这个笑容满面、戴着眼镜的人就是科林 鲍威尔（注：Colin Powell，美国国务卿。）将军。原来是他，而不是总统，前来接受晨间节目的采访。我为他能认出我而感到受宠若惊，以至当我走进电梯时，我都几乎想不起自己办公室所在的楼层了。
我们在选总统时总会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投票给一个人的原因，而刚才那个亲切的瞬间就给了我一个充足的理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认为科林 鲍威尔是我最希望成为总统的人。
从前，我就看过杰伊•莱诺（注：Jay Leno，美国热门晚间节目《今晚秀》（Tonight Show）主持人。）和其他一些美国名嘴为他写的一本书而进行的一些采访。每次采访中，他都表现得非常有魅力、有思想、有趣味……还有在我看来，有总统风范。
虽然我并不了解他在各种政策上的立场，但这点对我来说显得并不重要。一旦你信任某个人，并相信他是个聪明人，那你就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决策。（当然，我所谓的“正确的决策”也就是指你赞同的决策。）
让一个黑人入主白宫也许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大好事。而且这件事也并不是不可能发生。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被分化的国家。尽管谁也不会表现出来，但我们谁都有一些种族偏见。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存在憎恨和偏见的国家，科林 鲍威尔也是很有可能被选上总统的。美国白人一定不会顾忌他的黑人血统而投票选他，正像他们抛开种族观念将老虎伍兹（注：Tiger Woods，美国著名黑人高尔夫运动员。） 奉为体育界的英雄一样。
当然还有一批顽固分子是不会投票选黑人为总统的。虽然我们不能得到这些顽固分子的投票，但由于我们可以得到至少和这些人人数相当、或超过这些人人数的全数黑人支持票，所以我们还是能得到足够的票数。当然，黑人将一致投票给黑人竞选者是这个计划的唯一不足，但那也是无法避免的。
要是我们真的能够把向科林 鲍威尔这样看起来十分优秀的黑人选为总统，那么所有美国黑人对美国白人的憎恨和被压抑的愤怒便会因此烟消云散。于是黑人便不再需要对歧视和压迫提出控诉，而最终我们也将终结这场旷日已久的黑、白人种间的内战。如果鲍威尔当选为总统，我们也就不用再听杰西 杰克森（注：Jesse Jackson, 1941- ，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美国第一位竞选总统的黑人。）、阿尔•沙普顿（注：Al Sharpton，1954- ，美国黑人民权活动家，曾多次参加竞选。）或路易斯.法拉坎（注：Louis Farrakhan，1933- ，美国黑人穆斯林宗教组织“伊斯兰国”（Nation of Islam）的领袖，曾协助杰西 杰克森竞选总统。）的演讲了。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人们总说“天主教徒是不会被选为总统的。”约翰 肯尼迪的当选让这一说法不攻自破。
后来人们又说“离婚的男人是不会当选的。”而罗纳得 里根就是一个反例。因此，鲍威尔是有可能被选上的。那时，他将成为第10个当政的将军。也许你只能举出三个这样的例子——乔治 华盛顿、尤利塞斯 格兰特，以及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
此外，科林 鲍威尔自己不愿当总统这点，就更能证明他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
在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打到哪里，新闻记者就跟到哪里。这使美国公众十分了解前线战事。美国军方对新闻记者的工作也十分支持：军队给他们吃的，帮他们扎营，还提供吉普车作为交通工具。而记者们则鼓足最大的勇气进入战斗第一线报道。厄尔尼 派尔（注：Ernie Pyle，1901-1945，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战地记者，曾获普利策奖。）就是一个给后方美国公众提供充分前线情况的优秀记者。
但要是五角大楼继续对记者封锁军方的消息，那么美国就不会再有第二个厄尔尼 派尔了。
二战期间，跟随记者的有两个军方审查团，负责审查所有的新闻稿件。审查规则非常简单，而所有的记者也都知道这些规则——那就是，不能在报道中泄漏任何对德军有利的军事情报。这是一条理所当然的规定，因此记者们很少会为此与审查团产生争议。
在近些年的战争中，美国国防部没有在前线派出任何与新闻记者随行的审查团。他们不需要审查团是因为前线压根儿就没有新闻记者。五角大楼禁止任何报纸或电视新闻组织派记者随军前往阿富汗，并向美国公众报道前线战事。这条针对包括美国公众在内的军事行动保密政策，是五角大楼在海湾战争期间制定的。
新闻记者和军队将领之间的战争由来已久。将军们不喜欢被人监视。他们可不愿意让后方的任何人知道他们炸错了地方，或因误杀无辜平民而激起了某国上百万民众的民愤。而掩盖这些丑事的方法就是禁止所有前线的新闻报道。在由美军公共关系办公室发布的公报上，你是不可能找到任何军事丑闻的。
越战期间，由随军前往越南的新闻记者发回的许多报道让美国公众认识到，美国应该尽早从越南撤军。看来这件事成了美军将领的痛苦回忆。于是通过新闻封锁，五角大楼也就灭绝了一切有关中东及阿富汗战争进程的负面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因此成为美国公众的唯一消息来源，而他运用“无可奉告”这句话的本领也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以下是2002年春季期间一些典型的拉姆斯菲尔德式汇报摘要。
拉姆斯菲尔德说：
“我真的不是那个应该问这个问题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我也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如果我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事，我又怎么可能回答你们的问题呢？”
“如果我想深入探讨某一具体问题，我会自己提出来的。”
“我对自己说的话，以及说话的措辞方式十分满意。”
“我不认为有必要回答记者的单独提问。”
“我不确定我是否愿意做接下来的事。”
“显然有许多人都会猜测这些数据。但我不属于这种人。我可以猜测，但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在此不谈论任何今后的可能计划。”
“我不赞成每天进行评估。”
“我不认为我会每天对此作一个汇报。”
“我不会做每日通告。”
“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我已经说了所有该说的东西。”
“我认为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愿意谈到这件事。”
“我没有有关此事的任何消息。”
“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
显然，我们的国防部长热衷于作此类汇报。他既迷人又风趣机智……但他绝不是厄尔尼 派尔。而美国公众也就因此被蒙在鼓里，对他们士兵的情况一无所知。
在一个并不那么遥远的年代，政府为我们印钱，为我们打仗，确保我们不会死于发水痘，并为我们送邮件。在1930年，邮递员的数量占当时所有600，000公务员的一半。
今天，有三百万公务员时刻准备着为每个美国公民的每件事效力，但每当你打电话问他们什么问题时，他们要不是在休息，就是在吃午餐、开会或“暂时离开我的办公室”（注：这是美国工作场合电话留言的常用语。）
不管是什么理由，总之每当我想找这3，000，000个公务员中的一个时，他们都不会在那儿。
我有一个好朋友为联邦政府工作。在一次闲聊时，我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为回答，她寄给我几份有关公务员工作日程的内部备忘录。要是有私人公司的职工也按这样的规章办事，那公司一定会在六个月内倒闭。
其中一份排得密密麻麻、常达五页的备忘录叫《其他可供选择的工作日程》。
备忘录一开始就解释了什么叫“灵活工作时间”，什么叫“压缩工作周”。读了份备忘录后，我就明白为什么每次想求助于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时，华盛顿那儿都空无一人。因为他们除了“灵活工作时间”和“压缩工作周”以外，还可以“游手好闲”。
“赊欠工作时间”，备忘录写道，“是属于灵活工作时间的一种特殊方式。赊欠工作时间是员工在规定工作时间以外自愿加班的时间。这些额外的工作时间可以在今后被用来作为员工的休息时间。”看来，制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休息”。“赊欠工作时间，”备忘录接着写道，“可被用于任何你想休息的时候……”
“可自由调节的工作日程，在此称为‘灵活工作时间’，将取代固定工作日程和休假日。”
联邦政府允许雇员们把加班的时间积攒起来，以作为今后的休息时间。一种所谓“灵活日程”的制度允许公务员在连续9个工作日每天上班9小时，而不是8小时。这样一来，每两个星期他们就得到一个周五的休息。因此在一年中，他们除了有带薪假日和病假日外，又得到了25个休息日。
此外，如果这个休息日碰上公众假日，那么员工还可以另选他日休息。
除了“灵活工作时间”和“灵活日程”外，联邦政府还给员工提供一种叫做“灵活工作地点”的待遇。如果可能，我想谁都不会错过享受这种待遇的机会的。所谓的“灵活工作地点”就是允许员工在家工作。是不是很好的制度？你能想象那些选择在家工作的员工要完成所有政府部门工作的情形——而且据我猜测，这些工作大多是在床上完成的。
此外，政府工作人员还体弱多病。我的同事一般至少每20年才大病一次，而他们在重感冒的时候也最多请一天病假。但公务员每年生病13天，而且年年如此。
这就是公务员常说的“赚”病假。每两个星期，一个公务员就“赚”到4小时的病假。这样，他们每年就可以积攒整整13个病假日，用于任何他们觉得“身体不适”的情况。可不知为什么，在华盛顿，此类“身体不适”经常发生在一些风和日丽的日子，而不是寒冷潮湿的日子。
总统管理推进理事会有一本教授公务员技巧的小册子。以下是这个册子里的一个例子：
“怎样才能说服我老板同意让我在家工作呢？”
“以下是一些谈判技巧：告诉你的老板为什么这样做有利于他领导的部门。开始时不要提太高的要求——每星期一至两天就够了。”
看了这些后，连我都开始想做公务员了。我想我会向我的老板提议在家工作。我还会连续几周每天在家工作16小时。这样，用我在“灵活工作地点”靠“压缩工作周”积攒下来的“赊欠工作时间”，我就得到了整整半年的休息日。如果再加上公众假日和我的病假日，那么我一年就只需要工作3个星期。
所以，别再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了。那天我准休息。
我们一直在浪费我们的前任总统。不管在总统任期内你是否喜欢这个总统，你不得不承认当他任期结束的时候，他比世上任何人都了解美国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因而他也比任何人都更可能做出正确的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应该设法保持前任总统在政府中的发言权，这样他们才能用这个国家赐予他们的经验来回报国家。
而现在，我们的总统一离任就开始在国内四处闲逛，在各种政府晚宴、慈善活动，以及政治募捐活动中发表演说，获取听众的掌声及或为公、或为私的大笔钱财。通常，前总统作一场20分钟的演讲能得到十万美元的酬劳。虽然酬劳很高，但做这种工作实在大材小用。这是多大的浪费啊！
我们看到前总统们做的事不外乎打高尔夫球、开游艇，或参加重要葬礼。他们在报上那些照片里总显得无所事事，因为他们确实也无事可干。
我们现在有五位前总统：罗纳德 里根，杰拉尔德 福特，吉米 卡特，老乔治 布什，和比尔 克林顿。他们都因无事可干，或没有固定工作而显得失落。也许里根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为联邦政府工作了，但其他四位不但看起来身强力壮，而且还和以前一样聪明能干——我看重的第二个必要条件。
比尔 克林顿现在还不到60岁。不管他其他方面做得怎么样，我们很难否认他既聪明又有经验。我们应该再提供给他一个做贡献的机会。对他来说，做参议员的丈夫可够不上一份全职工作。
吉米 卡特一直忙于从事各种有利于国际社会的活动，但他还能做更多有益的事。杰拉尔德 福特是在尼克松被迫辞职后，由副总统职位上升为总统的。而在这之前，他曾是一个能干而有阅历的国会议员。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安度晚年。而老乔治 布什则正忙于尽他作为小乔治 布什父亲的义务。
总之，每个前总统都能比现在做更多的贡献，都能得到一个比“前总统”更重要的头衔。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政府部门专门为他们设立正式的职位。至少，他们应该拥有和议员同等的权利，还应该获得除养老金外的报酬，这样，他们就不用靠到处演讲赚钱了。我认为他们或许可以组成一个前总统顾问团。上任后，前总统要定时开会、讨论，并向现任总统及民众提供建议。
这个新的政府部门将由所有在世的美国前总统组成。现在参议院有100个席位，但我们可以增加席位以容纳这些前任“首席执行官”。
作为前总统，他们已经没有了政治野性，也不会再受到权力的诱惑。在不用考虑输赢、得失的情况下，他们就能按实情投票，就能超越党派利益的影响而完全忠于自己的判断。
历史上唯一一个将总统任期中的经验用于任期后的美国总统就是约翰 昆西 亚当斯。1828年，亚当斯在总统竞选中被安德鲁 杰克逊击败，没能继续连任。当时他沮丧地回到马萨诸塞州的故乡，终日无所事事，或只是做一些临时的工作。而他厌恶那样的生活。几年后，一个深知他才干和阅历的人建议亚当斯竞选国会议员。
从来没有一个前总统为相对更低的政府职位参加过竞选，但亚当斯并不认为这样做降低他的身份。他甘愿冒着失败的危险来竞选这个职位。后来他被选上了，而他在担任国会议员的17年内为美国所作的贡献，比在先前4年总统任期内所作的贡献还多。
如果把所有前总统都列为参议员这个建议不切实际，那么我还有另外一个主意。我们一直迫切希望有优秀的副总统人选。一个曾经作过总统的副总统一定会成为现任总统的最佳参谋和得力助手。而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他也是接管政权的最佳人选。如果我们只有选举总统的权利，那么即将离任的总统也许就应该自动接任总统顾问和副总统的职位。这样，我们就避免了对经验的巨大浪费。
当然了，要是离任的总统自己说：“即使给我中国所有的好茶，我也不会接这差事，”那我的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美国人总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平均地分为开明人士和保守人士两类。而区分这两类人有时并不容易。比如，并不是所有的开明人士对每件事情的态度都是开明的，而也并不是所有的保守人士对任何事都报保守态度。
以下是我用于区分这两种阵营的一些标准：
• 共和党人是保守人士。民主党人是开明人士。
• 保守人士不喜欢太多的政府干预，这样民众就可以自己管理自己。
• 开明人士认为我们需要政府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有太多人不会管理自己。
• 保守人士总认为他们是正确的。
• 开明人士会反思他们的主张。
• 开明人士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事情会越变越好。
• 保守人士是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事情在越变越糟。
• 保守人士小心谨慎，他们会将一切上锁。
• 开明人士倾向于出门不上锁。他们甚至会将车钥匙留在屋前的车门上。
• 保守人士会追踪每一张他们开出的支票在银行的进程。
• 开明人士只是希望他们在银行的存款能足够支付支票的金额。
• 开明人士在黄灯亮的时候还会继续行驶。
• 保守人士一旦觉得黄灯即将变亮，他们就会把车停下。
• 虽然不知道大学毕业生中开明人士和保守人士哪类更多，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有更多的开明人士在毕业前就被学校开除了。
• 很少有开明的农民，但也很少有开明的保险推销员。
• 有钱的保守人士比有钱的开明人士多。
• 有钱的开明人士比你想象的要多，而保守的低收入体力劳动者也比你的想象的要多。
• 保守人士更倾向于拥有手枪，但他们也更容易报警。
• 保守人士认为政府剥夺了个人的自由。
• 开明人士认为政府保护了他们的自由。
• 保守人士比开明人士更容易信教——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信教让他们变得更善良。
• 保守人士对耗尽自然资源这个问题上相当开明，因为他们认为地球资源不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耗尽。
• 开明人士对自然资源所持的是保守的节约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能使他们变得更善良。
• 保守人士反对人工流产，而开明人士不反对。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人流变成了一个和保守或开明有关的事件。
• 在砍伐森林、探测矿井或勘探石油方面，保守人士从不抱“保守”态度。
• 开明人士对政府的财产比对自己的财产更“开明”。
• 除少数人外，好莱坞的演员都是开明人士。
• 开明人士更有音乐细胞。
• 保守人士更擅长数字工作。
• 没有菜谱，保守人士就不会做菜。
• 开明人士不会在家做菜；他们出去吃饭。
• 保守人士非常务实。
• 开明人士都是梦想家。
• 保守人士喜欢计划。
• 开明人士只是坐等事情的发生。
• 虽然保守人士认为我们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来往太多，但是他们会买奔驰和宝马这样的进口高档汽车。
• 开明人士买的是福特、雪佛兰、本田和丰田。
• 保守人士用钢笔作笔记。
• 开明人士用铅笔草草写字。
• 保守人士总是抱怨大多数电视新闻工作者是开明人士。
我们以往令人愉快、安全无害的工作环境全被每个办公室都有的一些怪人给毁了——他们总在男女关系上做文章。只要男人和女人一起工作，他们之间建立的关系就免不了与同性员工之间建立的关系有所不同。这种关系既不庸俗下流，也不男权至上。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这种区别使工作变得更加有趣。糟糕的就是，我们被要求做得就像所有人都是一个性别一样。
一般来说，男人并不会对每个他看到的漂亮女人都有非分之想。如果真的禁不住有这样的念头，他们也会迅速、坚决地抑制这种冲动，就像他们毫不犹豫地打消从商店里偷出一件很想要的商品的念头一样。
当我在工作的大楼第七层电梯口站着等电梯的时候，走来一位年轻的女士，看到我已经按下了电梯“向下”的按钮，她朝我点头微笑了一下，并站到了我身边。她很漂亮，穿着一件我认为很新，而且很短的裙子。
“我喜欢你的裙子，”我说道，停了一下以后我又说：“穿在你身上就更好看了。”
“我不知道您这样说是对我的恭维，还是对我的侮辱。”她笑道。
那时，我认为这是一句一点都没有冒犯意思的普通男女对话，就像我多年来说的上万句同样类型的话一样。但事后想起来，也许我以后不应该再说这种话了。
在办公室里要事事都做到没有性别的区分是很困难的，而女人因该尽她们的力量帮助男人做到这事。如果男人不应该注意到女人的美丽、甚至性感，那么女人就必须在穿着上注意，以避免引发男人的这类想法。如果要让男人不感兴趣，我们就必须改变女人的服装，让它们变得更加无趣。女人的衣服就不应该那么注重强调女人和男人体型上的区别。
我提出这些建议的前提可能并不属实：那就是，所有的女人都和妇女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一样，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感到担忧和愤怒。
好了。我把话都说了，而且我感到很高兴。
“成功的秘诀，”报上照片中一个正在接受奖章的商人说，“就是知道怎样把握时间。”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对我来说就太糟糕了，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把握时间。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我早就破产了。
多想时间的问题毫无益处，因为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我们既不能想象时间的开端，又无法设想它的终结。它在任何一端都没有尽头——无论是在我们之前，还是在我们之后。
在时间方面，没有人能够改变他的习惯。迟到的人总是迟到。提早到的人总是早到。尽管我也讨厌自己的这个习惯，但我是个经常迟到的人。我曾几千遍发誓要改，但我从未改过。就像减肥一样。愿望对我的行为没有丝毫影响。正如超重一样，迟到也成了我这个人的一部分。
很难理解一个像我这样时间观念淡薄的人，为什么还非得把自己的手表精确到秒。我想确切地知道自己迟到了多久。我出门总是太晚，并总是低估到达某个地方所需的时间。如果你认为我至少偶尔会早到一回，那你就错了。
既然现在已经是21世纪，那就让我们想想我们是否将一生的时间排得更满，并因此活得更充实了。我们现在有各种可以为我们节省时间的机器。比起在汽车、火车和飞机出现以前，我们现在旅行得更远也更快，并因此节省了不少时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为了开车去某地而在路上花的一小时正是我们在没有汽车的时代不会花的时间。我们因为什么地方都不去而节省了时间。还有一些节省时间的机器却要消耗我们大量的时间。我们在计算机上浪费的时间很有可能比它为我们节省的时间多。
荒唐的是，谁都希望时间能放慢。我们讨厌时间飞逝，或不知它的去向。我们总想度过美好的时光，尽管我们很清楚在“美好的时光”中时间会比在“痛苦的时光”中过得更快。如果我们真的想让时间过得慢些，就应该每天寻求痛苦的时光。
我们常常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尽管我们确实经常不愿意看到时间飞逝，但是我们有时也会碰到一些怎样都无法让时间加快的不愉快场合。
当我开车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慢。每当夏天，我每个星期都要经过两回无聊而漫长的旅途。我做梦都想要一辆游艇那么长、前排宽敞得能坐下两个司机的卡车。
“如果到了就告诉我。”我如此嘱咐他们后就能好好休息了。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坐在方向盘后面想着：“天哪，还有两个小时。我受不了了。”但接着，我又往往会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快到要去的地方了。我不知道在之前的两小时内发生了什么。我不记得自己想过任何事情，也没发现任何经过我脑子的东西。我为不用再开车而高兴，但同时也为浪费了两个小时没有思考任何问题而烦恼。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流走的。我们通常不会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直到回头看时才知道它已没了。我们的日常习惯耗费了我们大多数的时间，也就是那些我们不用思考就自动会完成的事，那些我们每天都做、甚至每天做十几次的事。尽管你不可能总是坐着思考时间怎样流逝，但如果你能不时留意一下它是被怎么度过的，那么时间可能就不会过得那么快。
在造物主给人们的所有坏习惯中，每24小时就需要睡7小时这一习惯是最糟糕的。睡掉我们四分之一的生命是一种可怕的浪费，但我们对此毫无办法。总有一天他们会造出某种可以缩短人们睡觉时间的药片。
生活中充满了浪费时间的事情。
清晨的广播节目就很费时间。我很喜欢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收听唐.伊马斯（注：Don Imus，美国节目主持人。）的节目，可当我到达办公室必须要思考该写点什么时，我就会意识到自己因为听伊马斯而不曾想过写作的问题。
电视或许是我们所有人生活中最浪费时间的东西。我总是无法抵挡诱惑，坐在客厅花一小时看一些我无法忍受的东西。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常常对自己说：“到底为什么我会浪费一个小时来看这个呢？”我真希望我们可以向电视讨还浪费在它上面的时间。
那些在推车里放了二十件要买的东西，却排在“十件物品以下快速通道”收银队伍中的人也会浪费我们的时间。他们不仅在购物车里放了太多东西，而且常常用支票或信用卡付款，并因此增加了他们从排在队伍后面的人身上偷去的时间。当收银员把经理叫来核准支票的时候，我们其他人就只能站着浪费时间。
我并不确定每天早上把时间用在读报上是值得的。通过了解一些在遥远的国度中发生的可怕，而我又无能为力的问题，我是在帮助自己呢，还是在帮助世界？我不是国会议员，我不是总统，我也不是五角大楼的将军——我又为什么要花时间了解阿富汗，或哪个国家是伊朗，哪个国家是伊拉克呢？
电话是偷时间的东西。它不失为一种方便快捷的远距离联络方式，但大多数电话的时间都太长了。如果你必须要说的话超过两分钟，那就应该写信。
在路上碰到一些不太熟的朋友也可能浪费时间。我经常被一些在路上停下来问我近况如何的人惹恼。他们想知道我妻子和孩子怎么样了。这些人拿来浪费时间的语言千篇一律；“你上哪儿啊？”“现在怎么样了？”或者“有什么新鲜事吗？”
开会是件浪费时间的事。我从未见过任何会议不是花费两倍于它应该花费的时间的。电视节目制作人唐 休伊特（Don Hewitt）说，如果你有很多会议，那么你的节目就会做得像开会。
我唯一能节省时间的办法就是对人粗鲁。每当我和对方都已经在电话中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事情并开始闲聊时，我就打断对方。
当我想到时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在10岁时读过的一首小诗：
后退，向后退，时间依旧飞逝
让我再次回到童年，就在今晚。
